据联合早报 孟丹丹　北京报道  一些早已跳出“农门”的知识青年，以及在城市谋生多年的农民工带着新的见识、资金和梦想踏上了返乡路，成为中国的“新农人”。

在上海打拼十多年并取得上海户籍的杨宗强，五年前决定回到湖南武陵山区中方县丁家乡老家创办有机农场。如今，40岁的杨宗强种植的香菇已经卖到上海、广州和香港，这让他在乡村找到了新的事业和梦想。

    源于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或倦怠于城市的喧哗浮躁，或找寻新的事业起点，一些早已跳出“农门”的知识青年，以及在城市谋生多年的农民工带着新的见识、资金和梦想踏上了返乡路，成为中国的“新农人”。

    他们建造生态农场，开设农产品网店，成立农村合作社。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那些回乡创业并取得成功的“新农人”不仅给封闭落后的农村带去了一股时代的新风，也帮助部分乡亲摆脱了贫困。

    “新农人”返乡是场新社会运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这个以知识青年和农民工为主的群体引领的返乡潮，是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是一个政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的过程。这一返乡潮将在今后五至十年达到一个新高潮。

    虽已在上海立住脚跟，但杨宗强说，城市的生活、工作状态并不是他内心的真正向往，而家乡的青山绿水，天然食材的味道更让他魂牵梦绕。

    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当年返乡时并没有铁心扎根做农业，只想建个菜园子，为自己和上海的十几户家庭提供有机农产品，同时也为父老乡亲增加些收入。“真正做了，才发现我的农民基因完全被激活了，乡村才是梦想和事业的所在地。”

    远离了城市的污染和喧嚣，不用终日埋身于不见蓝天阳光的写字楼，不用拎着挤成碎片的饼干早点急行在熙攘的街头，不再吞咽只是为了果腹的快餐剩饭，不必身心俱疲却只能依靠上网解压，杨宗强说：“我再也没有了在上海时‘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的质疑。”

    作为丁家乡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杨宗强虽没多少务农经验，但借助当地农科所的技术指导以及向农户取经，他将流转的200多亩山地建成了生态农业园，种植较有经济价值的香菇、蔬菜及水稻，并利用在城市学到的营销知识打开了产品的销路。当地参与种植的农户也因此受益，有的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人民币， 约合6000新元，下同），而2011年丁家乡的人均年收入仅1300多元。

    杨宗强的家乡只是中国贫困地区中的一个缩影。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收入低，加上户籍制度等城乡壁垒的存在，中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因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提高而缩小。相反，与城市的繁荣发展相比，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衰败征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85年的1.8倍，增加到2010年的2.3倍，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到4倍。如果再将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城乡有别的双重标准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会更大。

    杨宗强提及最初返乡时的感受说：“十多年唯一不变的是贫穷。”他说，为增加收入，青壮年农户放弃种地养猪，外出打工，很多农地撂荒，村庄里留守的大多是妇孺老幼。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大量的土地被征收，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许多农村只剩下荒芜和凋敝。过去十年，由于城市扩张、人员迁徙、村镇撤并导致90万个村落消失，相当于每天消失200多个。

    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日趋衰败的农村现状提出警示：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从中国国情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不过，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本报指出：“农村的各种问题已经见了底，这其实也是农村发展的机会。”

    她说：“农村能走的、动的，都出去了， 留下的基本是老弱病残。而在城市挣钱，买房，有非常稳定不错收入的机会比过去少了，生活成本也比过去高了，农民在城市的纯收益不如过去那么值了，农村的成本相对过去反而低了，于是有人开始返乡”。

    或许正因如此，杨宗强和许多“新农人”在权衡城乡创业和生活成本之后，带着新的知识、资金和梦想走进了百废待兴的农村。他们以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的劲头给农村经济增添了活力。

    农产品销售是多数返乡青年创业的主要途径，而起步成本较低的电商则成就了一些返乡青年的创业梦。

    2011年被阿里巴巴评为全国百佳网商的硕士生杜千里靠着一台二手电脑起家，将老家太行山区的野生核桃、野山药等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在杜千里的示范和影响下，当地农产品网店从无到有一直增加到300多家，濒临关门的快递公司也被激增的网店救活并蓬勃发展。杜千里对本报说：“现在全国各大快递公司都来此设立网点，快递费也降下不少。” 不过，农产品销售渠道畅通了，现在操心的则是“供不应求，货源不够的问题了”。

    虽然像杨宗强、杜千里这样的返乡知识青年目前还只是散落各地，但也不乏已成规模并在农村扎根发芽的青年创业团队。

    海南已有10个市县成立了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总人数超过1000人；在公益圈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已培养出多名支农骨干分赴全国各地，成为农村事业的拓荒者。

    在山西省永济市的蒲韩乡村社区，其日臻完善的经济及社会服务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返乡，成为农村幸福社区的模板。2012年，蒲韩社区已有53名专职人员，其中多半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80（1980年代出生）、90后。

    杨团对此表示，蒲韩乡村社区在农业经营、农耕文化以及公共服务上带给农村全方位的变化，让更多有意返乡人看到农村发展的希望和美好。这种综合社区的模式将吸引更多的返乡者参与农村建设。杨团认为，农业要可持续、农村要兴旺发达，农民需要像蒲韩乡村社区这样能够保护和发展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社会经济组织。不管城镇化进行得多么迅速，7亿农民和2亿多户小农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和生活仍然需要依靠农村，中国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再生产模式将长期存在。他们不仅“半工半耕”，还经常在城乡之间流动。而农村是他们的能量库、蓄水池，土地是他们的“保底田”。不论在城市化过程中受阻还是遭遇经济不景气，返乡都是他们的一条退路。